未富先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完)

2012年8月16日

然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减缓乃至绝对数量下降，老龄化程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到来的时候，则会出现储蓄率下降的情形。正如所预测的那样，人口抚养比从2015年开始不再下降，继而迅速上升，老龄化程度显著提高，这个有利于储蓄的人口条件就会失去。因此，虽然目前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在担心储蓄率过高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问题就变为在老龄化社会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储蓄水平。

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人们生产、消费和储蓄行为逐渐建立在一个崭新的预期之上，为养老做准备的未雨绸缪心理，会诱导出新的储蓄动机。不过，这种动机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而要看制度安排是怎样的。

例如，家庭养老模式，因其对资源的代际转移的依赖，就不会产生激励储蓄的效应。同样，公共养老计划中的现收现付模式也不会产生激励储蓄的效应。只有具有积累性质的养老保险制度才会产生高储蓄动机，而只有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这种积累才能够现实地转化为资本形成的源泉。然而，这些条件大多是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过长期的制度建设和探索才可能具备的，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迄今为止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面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为主的。作为未富先老特点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养老体系尚不健全，参与率和覆盖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来源，即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供养、离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三种来源中，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很高，2009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为34.4%，其中男性为22.2%，女性为46.4%。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率看，城镇不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者、农民工和农村居民是最为薄弱的群体。而从老龄化程度来看，农村要明显地严重于城市，女性老年人则多于男性老年人。因此，从城市到镇到村，退休金与养老金供养的人口依次减少，而靠自己劳动或者家庭成员供养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应提高。并且，女性老年人靠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要高于男性。

其次，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质的。自中国接受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双支柱模式之后，两个账户长期实行混账管理，在存在大规模历史欠账的情况下，个人账户被作为统筹基金支出，形成空账运行。直到2001年，从辽宁省进行做实个人账户改革开始，才产生一定程度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额，即累积起来的每年收支余额。进一步，这一改革扩大到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进而又有一些省市自治区参加到试点的行列。虽然伴随着试点省份的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余额或个人账户积累有所扩大，但是，由于缴费率的逐渐降低以及大量省份尚未启动这一改革，总的积累水平十分有限。直到2009年，累计的收支余额达到12526亿元，以10余万亿元个人账户记账额来看，做实的仍然只是较小的部分。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这种现收现付性质，不仅不能形成新的储蓄动机和来源，阻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而且会造成未来的养老危机。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一般认为，由于预期寿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供养人口与依赖人口的比例发生变化，现收现付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下列三种调整，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以求解决养老保险资金不足的问题：（1）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2）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3）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

相应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且把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到积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解决与储蓄率相关的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如此，及早扩大个人账户积累也有利于缓解养老负担问题。一项模拟研究表明，如果把现行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改变为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就意味着到若干年以后，有相当一批退休人员可以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现收现付制度来养老，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养老负担率。

最后，中国的资本市场仍不发达、不成熟。虽然资本市场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中国融资模式迄今为止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金融资产类型的相对比重认识这一点。截至2008年6月底，银行储蓄占GDP的比重，中国为166%，美国为65%；股票市场市值占GDP的比重，中国为66%，美国为135%；公司债占GDP的比重，中国为50%，美国为216%。中国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拥有的股票仅为3%，而美国这个比例为30%。一个更加综合的评估是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中，中国在竞争力指数中“金融市场成熟度”子项的世界排名仅仅为第57位。

悲观中的希望

人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概念是指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这两个经济增长条件产生的正面影响，由此认识前提出发，可以得出的简单推断则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就消失了。许多不赞成人口红利消失这一判断的学界同行和政策研究者，实际上是不情愿接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耗竭的相应推断。

其实，如我本人这样警示人口红利消失的研究者，并不必然是悲观主义者，而是认为，只有正视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才可能找到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正确途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含的逻辑，当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过去倚重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就进入到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环境，保持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在高收入水平和技术前沿上，仍然能够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得益于其不断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日本以及那些在中等收入阶段上就减速的国家，也恰恰是应该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而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状况。

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后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后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由于劳动力供给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固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排，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而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裕，但是，如果没有劳动者素质的明显提高，这个人口红利则难以实际兑现。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引起的年龄结构变化，表现为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的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与这个下降趋势相对应的则是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滞后的变化轨迹，即后者呈现先上升随后稳定继而下降的预期变化。这两个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关系，会结合成为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趋势。这个现象的经济含义则是，教育资源的制约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有较明显的缓解，从而国家、家庭和社会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在老龄化的条件下，储蓄动机以及为未来所进行储蓄的保值增值都仍然是可行的，而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相应的制度条件，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性质。也就是说，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由于使未来被供养人口无须依赖自己的养老资金积累，因而为此而进行储蓄的动机不能激发出来。因此，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要考虑养老能力的可持续性问题，而且应该着眼于未来储蓄率的可持续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