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观察：慎言“美国衰落”

2012年9月19日

美国衰落了吗?许多重要的政治学者都言之凿凿。当代西方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大师罗伯特·吉尔平1981年时就论断说，“所有霸主国到头来必然衰落……美国霸权在短短30年之后就走上了下坡路”。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也多次断言，“美国已经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地走上衰落之路”。

然而历史地看，美国衰落就像世界末日一样——总有人预测却一再被推迟。1988年亨廷顿写道，“现在是1950年代以来，美国衰落论的第五次浪潮的顶点了”。但无论是当时被视为美国潜在取代者的日本，还是后来崛起的欧元区，都未能笑到最后，而美国依然在世界权力之巅。

出现“经济事实”与“历史直觉”的悖论，是因为我们以往总是从“实力”(strength)的视角来定量评判美国是否衰落。例如，用GDP、钢产量、军事力量、人力资本、科技能力等指标的绝对或相对水平进行某种方式的加权，以确定一国的综合国力。迄今，尽管在绝大多数综合国力评估报告中，美国稳居第一，但以长时间观点来看，其与中国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据此判断其相对衰落似也无可厚非。

然而，评价美国是否衰落还有经常被人忽视的“权力”(power)的视角。虽然与实力有关，但权力并不等同于实力。实力更偏重于对经济体本身资源与能力(capaclty)的概括，权力则更侧重于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的关系。反过来说，即便一国的实力出现了下降，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也有可能反而扩张。鉴于权力相对于实力的独立性，在评估美国是否衰落时，有必要将其作为独立的依据加以审视。

在国际关系学中，乙国对甲国的不对称依赖程度，可被用来刻画甲国对乙国的权力强度。其逻辑是：乙国对甲国的净依赖越高，则甲国对乙国的影响力就越大。我们用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产品、市场、投资、军事力量等方面的不对称依赖为指标，可以计算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权力的分布及强度。对比20年前，当今，各国对美国产品和市场的依赖更高了，美国从产品、市场等渠道因不对称依赖产生的权力变得更强了。从全球来看，美国从经济不对称依赖上获取的权力，范围较20年前扩大了15％，发挥影响的渠道更加专业化和强有力了。

不仅如此，我们依据不对称依赖程度的强弱，还可以将美国权力影响较明显的国家及地区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第一等级受到美国权力的影响最大。我们发现，相对于20年前，当今美国第一等级权力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由其后院美洲，转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欧洲和亚太地区。换言之，美国在全球的权力结构，当前较20年前实现了优化配置。

实力相对下降，但权力还在不断强化和扩张的特征，让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会变得对潜在竞争者 (主要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更加敏锐和富有攻击性。同样，由于前述特点，美国行动的方式，可能不是主动地镇压崛起国，而是通过行使其高等级(一、二等级)桉-力，引导有关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一些亚太国家) 积极开展对崛起国的战术骚扰；同时通过较低等级 (三、四等级)权力，鼓励相关国家(主要是欧洲、西亚北非以及亚太的一些国家)对崛起国的国际倡议或国际合作战略实施消极抵制。

例如，在亚太地区，菲律宾是受美国较高等级权力影响的国家之一，此次其在黄岩岛上的“出格”表现，背后显然有美国的纵容与鼓励。2012年8月3日，美国甚至直接批评中国设立三沙警备区的内政，发送错误信号为菲律宾张目。又如，非洲地区也是美国较高等级权力影响大的区域。而许多非洲国家也是中国的传统友好对象，且对于中国又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2012年7月31日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非洲六国开展11天的访问，在演讲中流露出中国在非洲投资时“只考虑获取资源而忽视环境保护和当地发展”的指责，对此中国媒体的解读是“美国贬损中国无助于提升其非洲影响力”。事实上，美国已经具备对非洲较大的影响力，美国的这种指责应当被视为鼓励受影响国积极骚扰中国在非洲的合作与发展行动的动员，其后果不容小视，应予积极应对。再如，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新加坡等国以及对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虽然不存在高等级权力，但依然存在较低等级的影响力。它就有可能通过这些国家对中国提出的更高层次的东亚经济合作、与中东更紧密的油气能源合作等实施消极抵制和掣肘。近年美国积极推动页岩油气开发技术，致力于实现“能源独立”，特别是要降低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有人认为这正好是中国与中东建立更紧密能源合作的机会，从我们的分析来看，美国对西亚北非的弱权力渠道依然存在，中国在调整能源或西向政策时，不能忽视其中的困难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