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救欧元，我们能怎么做

2012年8月10日

近日闭幕的欧元区峰会并没有缓解外界的担忧。欧洲三大经济研究机构下调了对欧元区的预期，认为受政府缩减开支、劳动力市场形势恶化和信贷条件收紧影响，第二和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将出现萎缩。

欧元区越来越浓的阴霾下，谁将从中获益，谁会出手相助，又是谁在一旁作壁上观？救助欧元，我们能怎么做？

边缘国家可能从退出中获益

一年以前，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非常严重，但欧元区最终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崩溃只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欧元区解体的代价实在太高”。

一年之后，希腊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颠覆了“退出成本不可承受”的想法。美国财政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顾问John H. Makin认为，“退出欧元区，希腊比目前的情形也不会再糟糕到哪里去。下一个问题是西班牙是否会效仿希腊”。

曾经在《大预测》中为世人描绘“2021年美国因为经济危机而向中国籍IMF总裁申请援助”的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甚至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做法将引起其他未退出的成员国的嫉妒。在退出欧元区之后，通过巨幅贬值，希腊将很快重新走上稳健增长之路，“如果希腊能推行适宜的政策以快速地重建和稳定宏观经济，它或许将增长得更快更久”。到2013年，希腊已经重新走上恢复之路，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被紧缩政策折磨的国家还在危机中挣扎，它们国内的选民一定会向政府施压，要求退出欧元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Michael Pettis对希腊、西班牙等国留在欧元区的前景进行了分析，结论也是这些边缘国家将不得不退出欧元区。

其理由有二。一是外围国家处于国际收支逆差国的地位，要解决危机，就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这意味着对外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在现行欧元区框架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另一个理由是，对陷入危机国家的救助，往往会与欧元区核心国的诉求相冲突。除非“德国和其他核心国家改变它们的经济政策，刺激本国消费，减少本国储蓄，以使得外围国家的贸易逆差得以调整”，或者“外围国家通过持续紧缩和维持高失业率，使得工资和价格下降至合理水平，并通过各项举措鼓励企业发展”。但是显然，前一个诉求德国人不会同意，而后一个选项将被边缘国家的选民极力抵制。最后的选择只可能是希腊等边缘国家退出欧元区。

从历史经验来看，债务货币化是债务国“解决”或走出危机的一种有效办法，而退出欧元区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希腊等国进行债务货币化的前提。那些上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中的违约国家，无一不是通过贬值走向了复兴。债务货币化伊始，它们都经历了急剧的紧缩。而衰退只持续了一到两年，经济便触底反弹。韩国以6%左右的平均速度增长了9年。尽管违约浪潮席卷了系统内几乎所有的银行，印尼也以5%以上的平均速度增长了9年。此外，阿根廷的增速接近8%，而俄罗斯高于7%。

德国会不遗余力地挽救欧元区吗

欧元区内部最具影响能力的是德国。但德国会不遗余力地挽救欧元区吗？

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开始，对德国的指责之声就不绝于耳。批评者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等核心国家持续存在经常账户盈余，并且将这些盈余不断通过本国银行业对外围国家提供贷款，才最终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难以为继。

从德国的立场来看，上述指责完全不能接受。德国人认为，德国根本不是欧元区的受益者。欧元区成立之后，德国资本更多流向外围国家，降低了国内投资，拖累了经济增长。

德国现在在欧元区的情况，与当年美国面对拉美国家债务危机时的情况非常相似。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爆发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但是直到1989年，美国才出台布雷迪计划，实现对官方资产的减记。而在此之前，美联储通过干预利率，使得美国的银行能够获得充足的利润，以实现资产的重组，而丝毫不顾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

德国会不会也采取一种拖延战略呢？它可以等待，将危机的时间尽可能拖长，使得本国银行业积累足够的资本以避免卷入因外债贬值带来的银行业危机之中。问题在于，希腊等边缘国家愿意留在欧元区内接受失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命运吗？

谁会乐观其“溃”

作为欧元区外部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会乐见欧元区的完整与强大吗？

货币统一之后的欧洲，正是继日元之后，最可能取美国地位而代之的经济体。欧元的出台让欧洲一体化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欧元自创设伊始（甚至之前）就作为美元霸权的挑战者不断被诸多学者讨论至今。

从经济规模看，欧盟也的确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缺乏财政联合的货币一体化所具有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这样的局势，不正是在向着对美国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吗？

不可否认，欧元区无序的主权债务违约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冲击。然而更关键的是，欧洲一体化的失败带给美国的是局部的、一时的、可承受的冲击，同时带来的却是重大的战略性的长期收益。在美国历史学者赫尔曼看来，“欧洲的死亡，将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他说，“欧洲正在崩溃，中国步履蹒跚，印度和巴西正在开全面自由市场改革的倒车，我们成了最后的稳定增长的经济体。新的美国世纪正在到来——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最好能为此做好准备”。

新兴经济体援欧面临内部约束

拯救欧洲的希望，也曾被放在新兴经济体身上。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出手救援，至少面临两重约束。第一，各国内部存在不满于“穷国救助富国”的民间舆论压力，这对于援助欧洲将带来较大的阻力。第二，更重要的是，对于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增长可持续性存在重大争议，决策者很难做出决断。

如果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决定出手援助欧洲，他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他们之间应该达成某种协调，通过一种共同行动的方式来开展援救。说服国内民众支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集体行动，比说服他们支持本国单独行动要容易一些。

其次，他们应当选择一种兼具安全性和收益性的救助方式，例如通过购买IMF的债券来提供援欧资金。鉴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争取到不低于美国国债利率的收益率，这样就可以把援助欧洲解释为全球范围内优化资产配置的一种方式，从而规避“穷国救助富国”的指责。

第三，应当小心翼翼地采取措施维持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稳定。无论欧元区是否崩溃，欧洲实体经济放缓几成定局，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负面影响将会传导到新兴市场。对此如果缺乏预案（比如降息刺激增长），是难以有底气作出救助欧洲的决策的。

欧元区陷入危局，这显然与欧元区的创建者们的愿望相悖，他们甚至没有在条约中设立退出条款。

危机之下，要么是人的行为的调整。例如，更认同来之不易的欧洲联合，更加勤奋，更注重有效率的投资和生产等等。要么是制度的退化，退回到各自为政的威斯特伐利亚欧洲。时至今日，无论欧元区的内部还是外部，放任欧元区或欧洲一体化进程崩溃情况出现且因此受益者的势力似乎占据了上风。

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试验结果就要见分晓。欧洲能顺利通过吗？笔者推测，它极可能面临未来补考的命运。